本書是著名旅日學者、作家李長聲先生的最新隨筆結集。本書延續作者一貫的文字風格，收入作者近年來關於文學、出版與中日文化交往方面的隨筆四十篇，作者考*嚴謹，資訊量豐富，筆鋒卻舉重若輕，下筆處似不動聲*卻生趣盎然。對日本文學名家夏目漱石、太宰治、松本清張、池波正太郎的書寫都勾勒出文學作品以外的作家風貌，其他文章如介紹日本的美術館、圖書館、武士道精神等文章，亦從不同的切點進入，巧妙勾連出整個日本文學及歷史文化生態的各種特質。 村上春樹嘗言，“地理層面上的國界有時會引發*...(更多)
經典語錄
有經歷纔能有回憶，而經歷是要耗費生命的，當可以回憶時，人也就有了年紀。
太宰治師事作家井伏鱒二。他兩度自殺，兩度情死，都死裏逃生，以致人們疑惑他是否真想死，只怕第三次情死成功也並非所願，起碼從《古德拜》來看，不是爲*郎才盡。與第一任妻子情死未遂後離婚，井伏邀他到富士山下寫長篇，併爲他做媒。婚後生活檢點了，精神安定，《富嶽百景》《快跑，梅洛斯》《女學生》等作品的**也明亮。《富嶽百景》裏出現井伏，他在一座山頭鬱悶地放了屁。對這個描寫，井伏認爲不符合事實，他不曾放屁，要求訂正，但太宰用敬語說他就是放了，而且是兩個。戰敗後二人疏遠了，最後太宰治在遺書上冷不丁寫了一句：“井伏是混蛋。”他在《正義與微笑》中寫道：“沒有誰在我的墓碑上刻下這樣一句嗎：他最喜歡讓人高興！”
兩個民族，兩種文化，無論怎麼樣交流也不會渾然一體。周作人曾反省他觀察日本所走的路，自呼愚人不止，捲土重來，提出了研究方法，那就是“應當於日本文化中忽略其東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尋求其日本民族所獨有之異，特別以*民族所無或少有者爲準。”日本與*多有不同，我認爲根本是三大差別：*是大陸，日本是島國；*多民族，日本基本上單一民族；*幾千年來改朝換代，日本自詡萬世一系。
明治三十九年（1906）秋，夏目漱石給弟子寫信，道：“只汲汲於眼前，故不能進。如此苦於當不上博士，苦於當不上教授，乃爲一般。百年之後，成百博士化爲土，成千教授變作泥。我是想以吾文留傳百代之後的野心家。”
去哪個美術館看當代藝術展，莫名其妙之餘，時常被美術館建築本身魅惑，不禁有一種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感覺——手握一束菊，卻被南山吸引，眼光遠眺了。
這種閱讀聯想很自然，但動物擬人化更像是日本的古老傳統，繪畫也好，民間故事也好，司空見慣。讀《我是貓》，那種敘述腔調，特別是開篇，也讓人不禁聯想魯迅的《阿Q正傳》。
“據說，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日本圖書館太少，服務內容也不佳。譬如按10萬人口計，圖書館數量德國爲15所，而日本才2所多一點。但對我來說，豈能這山望着那山高。所居浦安市人口16萬，有8所圖書館，藏書約110萬冊。按人口平均，每人約7冊，藏書密度在日本數第一。大概拜迪斯尼樂園所在之賜，該市富裕。”
我們也愛看*論，現在常有人論，但好像很討厭別人說三道四，尤其不能受日本人指指點點。日本人最在意歐美人說它什麼，又說它什麼了，卻也只像照鏡子，孤芳自賞，並不把外人對他們的不解當回事，倒可能覺得不解才說明自己是獨特的，沾沾自喜。所謂獨特，是比較出來的。沒有比較，獨特則無從說起。譬如說日本乾淨，那是跟本國相比的印象罷。美國人寫了《醜陋的美國人》，受其啓發，1970年代日本人也寫《醜陋的日本人》，然後*的柏楊1980年代寫了《醜陋的*人》，可見任何民族都具有醜陋的一面。後出的書，意識先出的書，作者心裏或許有一種自家更醜陋的潛意識。競相出本國的醜，算不上壞事，但起勁兒比較誰個更醜陋，就近乎無聊了。
二重*被視爲日本人一大特*，.......這種二重*，*人早在唐代就指出了：野情偏得禮，木*本含真。........言行曖昧，也正是二重*的體現。說來哪個民族都具有二重*。當我們說道日本人時，總是忘了自己的二重*，譬如滿嘴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
常聽人慨嘆。日本對*的認識遠遠超過我們對這個蕞爾島國的瞭解，甚而某日本學者說，*研究日本的水準幾乎等於零，所以纔有了現在的對日政策。那麼，當今日本對華政策就高明麼？日本人時常對*誤解、誤判，不就擺明了知彼不到家嗎？末了便歸咎於*。日本人研究*，多是對古代的研究，因爲他們上溯歷史，越往上越溯到*古代裏去了。與其說是研究*，不如說是尋繹自己的歷史。上帝在細節中，日本人對細節的探究着實比凡事大而化之的*人強得多，卻總是找不到上帝。大而化之也是一種方法論，層次未必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