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記載了作者帶着“問題意識”問學十年的心路歷程，既有甘坐冷板凳寫出的學術文章，也有破門而出，劍鋒直指時代命題的短論，書評，在一束意氣風發的論述中，蘊涵着“笑着的”、“叫着的”、“哭着的”深度思想拷問。這些學理層面的思索，筆端常帶感情，反映了一個思想史學者的真知灼見和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熱切關注，對精神生命的自我淘洗和執著追求，在浮躁蔽日的當下顯得彌足珍貴。
經典語錄
1955 年反胡風，1957 年反右，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一場接一場如雪崩般發生。整個社會像被人在山巔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滾動，直到最後滾入教育、文化、倫理乃至文明規範的崩潰深淵。從這場災難中過來的一些知識分子現在都已學會如何控訴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從50 年代中葉那次可恥的投降以來，他們哪一天不是在虔誠地等待這一切，召喚這一切，甚至參與制作這一切呢？他們掘土埋葬同類，隨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五五年賣友求榮者，五七年落網；五七年漏網偷生者，六六年一網打盡。真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罪惡，卻無罪感意識；有悲劇，卻沒有悲劇意識的時代。”、“悲劇不能轉化悲劇意識，再多的悲劇也不能淨化民族的靈魂。這纔是真正悲劇的悲哀！”
所謂“終極關懷”，就是關懷宇宙本原的終極價值，並且認爲這一終極不在此岸經驗世界，而在彼岸超驗世界，無論是希臘人追尋的邏輯理念（logos-idea），還是希伯來人追尋的上帝之光（light of god），西方士人之“道”都是遙存於彼岸，而不是此岸。
“爭國家的自由，便是爭個人的自由！爭國家的人格，便是爲你們自己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必須靠你們放棄自由追逐才建造得起來！”
從五四運動走出來的那代知識分子，儘管他們主宰了*半個多世紀的*生活、社會走向，但他們的個人結局都很不幸。尤其是當初選擇參政道路的那批知識精英，結局則更爲悲慘。因此，我們是否有必要超越個人的品格修養，甚至超越一般的意識形態，從這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參與模式上來討論問題？
一個沒有神靈的所謂理*國度，百姓們悽悽惶惶，到處覓神造神，這種宗教飢渴比正規宗教還要可怕。它取經、纂經、再改經，不知還要扭曲甚至吞噬多少嚴肅的哲學思想！ 實用理*的第二大弊端是透過“天、地、君、親、師”五者合一，促成漢民族*文化的*特*——政教合一。
廉價取代造成廉價思維。在這一思維定式下，不僅本土難以產生宗教，外域傳入的嚴肅宗教也難以避免被廉價改造的命運。歷史上凡是能夠傳進*並站住腳的宗教，一定是能夠被改造被廉價處理的宗教，如佛教之爲禪宗。
1949 年以後，一大批當年與魯迅齊名的作家爲何都寫不出像樣的作品？茅盾爲何擱筆？巴金爲何懺悔？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都放棄了當年社會批判的立場，以不同身份加入了*參與的模式，創作源泉也必然走向枯竭。黃永玉寫信給曹禺說：“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從一個海洋，萎縮爲一條小溪，你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爲勢位所誤！” 曹禺接信，想起了王佐斷臂的故事，慨然長嘆： 明白了，人也殘廢了，大好的光*也浪費了。這也是悲劇，很不是滋味的悲劇。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多太大了。讓人明白，是很難很難的啊！
廬山會議有兩個主要的悲劇任務：一是彭德懷，二是張聞天。如果要把廬山會議和五四運動的有關內容聯繫起來討論，那麼能夠討論的則是張聞天，而不是彭德懷。目前*人議論廬山會議，熱點在彭不在張，當然可以理解。因爲彭的印象特別切合民間流傳千年的那個君臣詠歎：“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烹”。然而，如果知識分子也沉浸在這類道德傷感裏，不去思索彭大將*光環掩藏下的另一個悲劇人物——張聞天，作爲一個參政從政的知識分子何以走向那樣悲慘的結局，這就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只注意從紙面上尋找“文化”，而對現實生活中的“文化”反倒缺少應有的敏感了。
他們認爲漢民族儘管失落了終極關懷，但實用理*畢竟堵塞了宗教迷狂，從此走上了清平、*的思想道路，如李澤厚、吳於廑等皆持此論。對此，我的評價則不那麼樂觀。實用理*不能彌補終極關懷，它至少產生了下列三大弊端，妨礙了漢民族*文化的健康發展。 首先從宗教而論，實用理*並不能滿足民間客觀存在的宗教飢渴，反而激起以廉價取代填補宗教飢渴的種種禍害。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罪惡，卻無罪感意識；有悲劇，卻沒有悲劇意識的時代。悲劇在不斷髮生，悲劇意識卻被種種無聊的吹捧、淺薄的訴苦或者安慰所沖淡。悲劇不能轉化爲悲劇意識，再多的悲劇也不能淨化民族的靈魂。這纔是悲劇的真正悲哀！在這片樂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訴”在瘋長，卻不見有“懺悔的黑玫瑰”在開放。一個民族只知控訴，不知懺悔，於是就不斷上演憶苦思甜的鬧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