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另一個共和國——寫作的共和國。在那裏，我們關注的是另一些權利：詩歌、藝術、思想和文學的權利。” 《在意義天際的寫作：阿多尼斯文選》是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的第一部中文版文集，本書從阿多尼斯的雜文、散文及論著中精選約三十篇文章，包括論阿拉伯文化與現實、談詩論藝、抒情短章、遊歷紀行等幾部分，對於我國讀者全面、深入瞭解阿拉伯文化與文學頗有裨益。
經典語錄
我從事寫作，但對它從不寄予希望。 寫作，超越希望。 然而，超越希望的寫作，也就超越了絕望。
在天際，有一個聲音在低語：“人啊，你彎曲的脊樑，是劈開世界的另一道深淵。”
無論詩歌在形式上、內容上如何與社會格格不入，它在本質上總是與社會的語言相關，即在*、宗教和文化層面上與社會的歷史相關。在詩歌面前只有兩條道路，要麼是作爲消費品（Consommation）而寫，要麼是作爲攖犯者（Transgression）而寫。選擇前者，詩歌一降生便已死亡；選擇後者，詩歌一降生便被遺棄，淪爲邊緣。然而，一個真正的詩人別無選擇，只有走上攖犯之路——去根本、全面地撼動這個社會制度賴以建立的非詩歌的文化基礎，尤其是其中與家庭、婦女、傳統、宗教、民族封閉、種族衝突、人的權利與自由有關的一切。不僅要撼動社會的制度，更要撼動這一制度的根基。因爲僅僅改變制度並不能改變任何本質，這已被20世紀後半葉的阿拉伯*實踐所*實。因此，詩人應該超越
那麼，我認爲，流亡地不僅指空間，流亡地還存在於自身內，存在於語言中。在出生地的流亡，也許比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流亡更加可怖。
就本質而言，移居他鄉並非流亡，相反，它是走出內心的沙漠。移居者受到內心願望的驅使，想從“集體人”的階段轉向“個體人”的階段。這是對自由和解放的渴望，是對走出被束縛的傳統、走向自由革新的渴望。總體來說，對於移居者而言，移居並非爲了與他者融合，而是爲了挑戰風險，拒絕*，期待工作和進步。
我所屬的內部，是我並不認同的流亡地。正因如此，我在內部的兩岸——在本源的此岸與探尋、等待的彼岸——之間遊移。在造就了不義和壓制、剝奪和排斥的過去與未知的將來之間，我懸於半空：拒絕迴歸過去，卻又不知最終走向何處。在等待終點的同時，我用我的語言，漫遊於我語言之內的另外的所在。對我而言，詩歌變得不僅僅是詩歌，它是海洋，大千世界的萬物萬象，主觀和客觀、內在和外在，本質和過程，都在其中匯聚碰撞。詩歌是我的自由的祖國，是我疑問和叛逆的戰場。我應該把它變成神話，以便和流亡地的神話遙相呼應。這或可以解釋我何以鍾情於歷史。
個人不應該有見解，除非這種見解只是集體和延伸和重複。“對宗教發表意見者，即使正確也是錯誤”，這一教法判語*實了我的看法。根據這種思維，真理不是一種迸發，也不是思想和現實不斷接觸後的產物，它預先存在於宗教經典，存在於獲得“公議”的經典詮釋之中。因此，人包含在集體和民族當中，他只是衣服上的一道褶紋。
當我發現自己必須遏制本應該寫出的想法時，我便身處流亡地，或者至少是處在近似流亡的狀態。 當我被分解和割裂——我棲身於出生地，大腦卻從另一個世界和另一個文化中汲取營養時，我便處於流亡狀態。流亡於地理無關，它是一種經驗，不僅侷限於從出生地移居到另一個國家。 當我在自己的語言之中，又說着另一種語言，我便處於一種流亡狀態：被語言流放或在語言中流放。在母語內部的流放，是從子宮走向世界。我母親把我生到這個世界，彷彿是把我從她的臟腑中流放。即使在語言中我也沒有避難地，我在其中迷失彷徨，流離失所。彷彿我自己也將自己流放。我的流放地在不斷變動，我不停地流放自己，以便知道怎樣把握自身，抵達自身。幸運的是，我不會抵達，因爲抵達只是一種物質的僵化。
如果說阻止他人獲取知識就是扼殺知識，那麼對扼殺知識習以爲常，就會導致對殺害人習以爲常——因爲確切而言，人就是知識；還會導致對人的缺失習以爲常。
像歐洲國家這樣擁有不同語言、民族和文化的國家，都實現了內部團結、開放和*。而擁有諸多一致*、相似*甚至統一*的阿拉伯國家，卻相形見絀，四分五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