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美著名的小說家、記者和雜文家，1940年9月3日出生在烏拉圭首都蒙得維的亞，早年經歷坎坷，14歲起就投身新聞事業。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代表作有《火的記憶》（1986）和《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1971）。作品多以拉丁美洲社會反思和歷史批判爲主，鍼砭時弊，文風犀利，超越了傳統風格，結合新聞，被翻譯爲20多種語言，稱作“拉丁美洲的聲音”。
2015年4月13日，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因病去世，享年74歲。
經典語錄
當精*足球真的發生時，我對奇蹟充滿感激，而不管是哪支球隊、哪個國家表演了這美麗的足球，我都毫不計較。
時光流逝，我最終學會了接受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是一個精*足球的乞討者。我行走在人世間，雙臂張開，在球場中向上天乞求：給我一個漂亮的足球動作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足球也同其他事物―樣，消費者遠多於生產者。瀝青覆蓋了人們過去常常嬉戲的空地，工作吞噬了我們的閒暇時間。大多數人都不踢球，他們只從電視或者日漸遠離球場的看臺上看球。如同狂歡節一樣，足球變成了一項大規模的旁觀者的運動。不過正像那些在狂歡節的街頭開始跳舞的人一樣，總有一些令人欽佩的球迷出於純粹的樂趣溫柔地踢着足球，這些人中不僅僅只有孩子。不論好壞，雖然球場已儘可能地遠離我們，但是來自鄰里的朋友或者來自工廠、辦公室、學校的同事仍然會聚在一起，踢球作樂，直至筋疲力盡地倒下，然後贏家和輸家一同離開球場去抽抽菸，喝喝酒，吃頓豐盛的飯菜，這是職業運動員享受不到的快樂。
足球是如何與上帝相似的？他們都能激發信奉者的虔誠和知識分子的質疑。
在烏克蘭有一座用於紀念1942年的基輔迪納摩隊的紀念碑，紀念他們在德國佔領時期在當地體育場爲打敗希特勒的球隊而做出的瘋狂行爲。德國人*告說：如果你們贏了，你們就得死。剛開始時他們感到恐懼，飢腸轆轆，戰戰兢兢，聽任宰割，但最終爲了內心那不可抗拒的尊嚴，他們勇敢戰鬥，在比賽結束時，11名球員還未來得及換下他們的球衣，就被*殺在了一座峭壁之前。
1930年，阿爾貝·加繆是守衛阿爾及利亞大學足球隊球門的聖彼得，他從小就一直踢守門員這個位置，因爲在這個位置上他的鞋破得沒那麼快。出身貧窮的加繆負擔不起在球場奔跑的奢侈，每天晚上，他的祖母都會檢查他的鞋底，如果鞋破了，他就得捱打。
市場的道德準則，也就是這個世界的道德準則，對一切用於成功的關鍵事物是會大開綠燈的，即使這些事物是竊賊的工具。職業足球在道德上無所顧忌，因爲它本就是那個無所顧忌的權力體系的一部分，這個體系願意不惜血本來獲取效率，畢竟，道德又不值錢。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道德顧忌”這個詞還是重量最小度量單位，真是微不足道，5個世紀後，德國科隆隊的球員保羅·施泰納解釋說：“我爲金錢和積分踢球，對方球員想要搶走我的錢和積分，因此我必須用盡我所能使用的一切方法同他戰鬥。”
審判和譴責是容易的，但是要想忘卻馬拉多納成爲世界最佳這一原罪，他口無遮攔、泄露天機的大罪和用左手進球的重罪，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在超過25年的時間裏，這位俄國人撲出了上百個點球，阻止了不計其數的進球。當被問及他的奧祕，他說祕訣在於用香菸鎮定你的神經，然後猛灌一口烈酒，以強健你的肌肉。
AC米蘭隊老闆西爾維奧· 貝魯斯科尼禁止球員唱俱樂部傳統的“米蘭，米蘭”隊歌，因爲它那惡意的震動會麻痹球員的大腿。1987年，他指定了球隊的新隊歌“米蘭，我們的心”。
那麼多人都失蹤了，在這種情況下，爲丟失東西哭泣實在對痛苦有失尊重。 記憶會保留一切值得記住的。記憶比我本人更瞭解我自己；它從不丟掉值得存檔的東西。
凌晨，他們在一間奢華的酒吧相識。清早，他在她的牀上醒來。她加熱咖啡；他們用同一個杯子。他發現她咬指*，雙手像少女一樣美好。他們沒有說話。她穿衣服的時候，他正搜腸刮肚怎麼解釋自己沒法付她錢。她沒有看他，輕鬆地開口： “我連你叫什麼都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願意，就留下。房子並不醜。” 他留下了。 她不問問題。他也不問。 夜裏，她去工作。他幾乎不出門。 幾個月過去了。 一天凌晨，她發現牀空了。枕頭上有一張卡片： 我想牽走你一隻手。我偷了你一隻手套。原諒我。對你說再見和無限感謝。 他帶着僞造的身份檔案泅過河。幾天後，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