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原籍安徽潛山，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新亞書院文史系首屆畢業生，哈佛大學史學博士 ，先後師從錢穆、楊聯升二位先生 。**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 曾任密歇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康奈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和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
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情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文化》《*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朱熹的歷史世界》、《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等。 2006年，余英時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2014年榮獲唐獎首屆漢學獎。
經典語錄
鳳泊鸞飄廿九霜，如何未老便還鄉。 此行看遍邊關月，不見*南總斷腸。
我曾聽到不少人說，21世紀*即將成爲科技大國，因爲*人既聰明，又靈巧，特別在技術方面確實具有無窮的潛力。我沒有理由懷疑這一說法，而且已有不少事實在支援着這個推斷。但是我總想問一個問題：即使這一天到來了，*人便真的感到完全滿足了嗎？科技徹頭徹尾是西方文化的產品，而且毫無可疑是從一種更高的精神境界中轉出來的。難道*人百年以來追求的僅僅是魏源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一件事嗎？
一彎殘月渡流沙，訪古歸來興倍賒。 留得鄉音皤卻鬢，不知何處是吾家。
今天*一般*的精神飢渴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真可謂史無前例了。精神飢渴只有精神食糧才能解救。在過去，這是儒、釋、道三教所負擔的任務。今天姑不論支離破碎的三教已自顧不暇，即使完整，恐怕也不足以應付這全新的精神危機。知識分子雖然“洋話語”五*斑，但這種局勢卻不是花言巧語所能化解得了的。
林紓的憤怒起於他深信*大學師生“覆孔孟、鏟倫常”之舉足以敗壞人心，使“*之命如縷絲”。從此以後，五四運動破壞了*的舊道德，幾乎成了保守主義者的共同看法。
總結地說，在*現代史上，五四是價值觀念轉變的關鍵時代。這是由於知識分子自動自發並且有意識有系統地進行了“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巨大努力。五四的知識分子不但徹底衝擊了傳統的價值系統，而且也引進了許多新的價值，如*、科學、自由、*之類。這些新的價值在七十多年之後仍然是*大陸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五四以來新價值儘管名目繁多，但從根源上說，都可以歸繫到一箇中心價值上，即個人的自作主宰；這是從譚嗣同、梁啓超到蔡元培、早期的魯迅和陳獨秀、胡適等所共同提倡的。然而這決不是說，他們所向往的是西方式的個人主義，而置國家民族的大羣於不顧。相反地，他們都是在建立新的羣體秩序這一大前提之下，倡導個*解放、個人自主的。
儘管二十九年後化鶴歸來，發現‘城郭如故*非”，我的“*情懷”不但未曾稍減，似乎反而與日俱增。正因如此，我纔不能忘情於故國，而往往要以世外閒人，與人話國事，說些於己無益而又極討人嫌的廢話。我曾屢次自戒，而終不能絕。
“致良知”之教以喚醒社會大衆的良知爲主要的任務，所以我稱之爲“覺民行道”。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廢除相職，從此“士”在朝廷上便失去了一個權力的凝聚點，即使僅僅是象徵*的。……黃宗羲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廢丞相始也”。
宋代朝廷對進士又特別尊重，故有“焚香禮進士”之說。“民”成爲“進士”之後自然會發展出對國家的認同感和責任感。這是宋代出現“士以天下爲己任”意識的主要原因。換句話說，他們已自認爲是*主體，不僅是文化主題或道德主體而已。
一生爲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萬里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從社會史的觀點看，五四以後*傳統的民間社會正開始向現代的公民社會轉化；*人的價值觀念也在隨着這個轉化而不斷的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