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語錄
我上小學、中學和大學（本科）的那些年正值冷戰歲月，見*了昔日強盛的大英帝國快速瓦解。就我能記得的而言，冷戰並沒有對我造成太大影響。但是，倘若我不是足夠幸運地居住在愛爾蘭，我很可能在18歲的時候（1954年）被徵召入伍，到馬來亞、肯尼亞或者塞浦路斯爲奄奄一息的帝國打仗，並且很可能非死即傷。
重要的是要記住學習一門語言並不僅僅是學習語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學習一個說和寫與我們不同語言的民族的思維和感覺方式。它也是學習構成他們的思想和情感的歷史和文化基礎，以此學習與他們感同身受。
我的第一反應是尷尬地拒絕。西方的教授們幾乎沒有生活情趣。他們的價值觀客觀、嚴肅、得體，而且——至少表面上——不出風頭。他回答說我已經在愛爾蘭、英國和美國接受過教育，而且我的田野調查涵蓋了印度尼西亞、暹羅和菲律賓。儘管我在美國任過教，但我的觀點卻與很多美國社會科學家的觀點迥然有別。
我的父親和母親是非常優秀的家長，他們熱心、有趣、心胸開闊。無論是我，還是我的弟弟羅裏（Rory）——現在衆所周知爲佩裏（Perry）——和妹妹梅拉妮（Melanie），都非常依戀他們。可以說，我們非常幸運有這樣的父母。
我開始意識到關於田野工作的一些基本的東西：僅僅專注於“研究項目”是無用的。你必須對一切保持無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銳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筆記。這是此類工作的最大恩賜。
我母親曾經告訴我，我說的第一個詞是越南語，而不是英語。
他告訴我，他認爲遠藤千惠女士的整體思路很好，而且他已經制訂出一個講求實用的系統計劃，要是我願意接受它就好了。他說諸多日本學生和老師因爲不太瞭解英語、法語、漢語等語言，對國外學術幾乎一無所知。教授們也對學生採取家長制態度，使得年輕人不必要地膽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