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奧格曼·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年8月26日－2015年12月13日）生於*昆明，是美國著名的學者，世界著名的*學家、東南亞地區研究家。專門研究民族主義和*關係。以泰國、菲律賓、特別是印度尼西亞的研究爲基礎，對推進文化和*相關的世界規模的比較歷史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代表*著作《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給民族主義研究開拓了新局面，給*帶來了很大的衝擊。現爲康乃爾大學榮休教授。其弟爲歷史學家佩裏·安德森。
經典語錄
對民族的界定：它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象爲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的共同體。它是想象的，因爲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互相聯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
根據黑格爾的觀察，報紙是現代人晨間祈禱的代用品——是弔詭的。它是在沉默的私密中，在頭蓋骨下的巢穴中進行的。然而每一位聖餐禮的參與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儀式在同一時間正被數以千計（或數以百萬計）他雖然完全不認識，卻確信他們存在的其他人同樣進行着。
民族被想象爲擁有*，因爲這個概念誕生時，啓蒙運動與大*正在毀壞神諭的、階層制的皇朝的合法*。民族發展臻於成熟之時，人類史剛好步入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裏，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誠的追隨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對生機勃勃的宗教多元主義，並且要面對每一個信仰的本體論主張與它所支配和領土範圍之間也有不一致的現實。民族被想象爲一個共同體，因爲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爲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願爲民族——這個有限的想象——去*或從容赴死。
換言之，nation指涉的是一種理想化的“*全體”或“公民全體”的概念。在此意義上，它和“國家”是非常不同的東西：nation是（理想化的）*羣體，而“國家”是這個*羣體自我實現的目標或工具。
事實上，書寫文字越死——離口語越遠——越好；原則上人人皆可進入純粹符號的世界。
在西歐，18世紀不只標誌了民族主義的降生，也見*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頹。這個啓蒙主義和理*世俗主義的世紀同時也帶來了屬於它自己特有的、時代的黑暗。遲管宗教信仰逐漸退潮，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卻並未隨之消失。天堂解體了——所以有什麼比命運更沒道理的呢？救贖是荒誕不經的：那又爲什麼非要以另一種形式延續生命不可呢？因而，這個時代所亟需的是，透過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爲連續，將偶然轉化爲意義。
遵循着人類學的精神，我主張對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象爲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的共同體。
我所主張的是，我們應該將民族主義和一些大的文化體系，而不是被有意識信奉的各種*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來加以理解。這些先於民族主義出現的文化體系，在日後既孕育了民族主義，同時也變成民族主義形成的背景。只有將民族主義和這些文化體系聯繫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義。
當蓋爾納（Gellner）判定“民族主義不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民族主義發明了原本並不存在的民族”時，他是帶着幾分粗暴提出了一個類似的論點。但是，蓋爾納這個表述的缺點是，他太熱切地想指出民族主義其實是僞裝在假*之下，以致他把發明（invention）等同於“捏造”（fabrication）和“虛假”（falsity），而不是“想象”（imaginging）和“創造”（creation）。
如果我們思考一下最初興起於18世紀歐洲的想象形式——小說與報紙——的基本結構，就能夠明白何以這個轉型對於民族的想象共同體的誕生會是如此重要了。因爲這兩種形式爲“重現”民族這種想象的共同體，提供了技術上的手段。
我上小學、中學和大學（本科）的那些年正值冷戰歲月，見*了昔日強盛的大英帝國快速瓦解。就我能記得的而言，冷戰並沒有對我造成太大影響。但是，倘若我不是足夠幸運地居住在愛爾蘭，我很可能在18歲的時候（1954年）被徵召入伍，到馬來亞、肯尼亞或者塞浦路斯爲奄奄一息的帝國打仗，並且很可能非死即傷。
重要的是要記住學習一門語言並不僅僅是學習語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學習一個說和寫與我們不同語言的民族的思維和感覺方式。它也是學習構成他們的思想和情感的歷史和文化基礎，以此學習與他們感同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