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小說常被歸類為俗文學，大多配以花哨或陰森的封面，堆放在流行讀物攤位，吸引市井閑人的眼球，令他們心驚肉跳卻也沒心沒肺地讀過即扔。如果有人要把思想理論寫成偵探小說，如同一個經學院要辦成夜總會，一個便利店要出售航天器，在很多讀書人看來純屬胡鬧。本書作者劉禾卻偏偏這樣做了。在我的閱讀經驗裏，她是第一個這樣做的。──韓少功
在這本書裏，作者劉禾做了一次寫作實驗，創造一種新的寫作方式，它既不同於學術研究，也不同於小說虛構，而是一個綜合多重敍事元素的寫作。為什麼要這樣做？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讀者很快會不無驚訝，這個以「牛(津)(劍)橋故事」為核心的關聯圈裏，竟有地位顯赫的科學家貝爾納、李約瑟、沃丁頓、布萊克特、霍爾丹等，有人文界名流普利斯特利、裏爾克、奧威爾、艾略特、海耶 克、徐志摩、蕭乾、尼卡等，幾乎構成了二十世紀初一份可觀的知識界名人錄，一大堆彼此獨立又相互交集的人生故事，由一個神祕的NESBIT 從中串結成網。──韓少功
經典語錄
此情景有如兩千年前，使徒保羅在馬達加斯加忽然覺悟，開始皈依基督耶穌一樣。
有時候，想象力和洞察力似乎比鐵*還要重要，因爲事物的真相背後總是還有真相，而新的真相後面又有更深層次的真相，誰能抵達最終的真相呢？
我常常思考，文學究竟如何面對禁忌？通常講起人與人之間的等級，我們由於懶惰，或者由於缺乏想象力，都習慣用抽象的語言去概括，但納博科夫與波蘭卡之間的那種隔膜，很難用概念去捕捉。它是一道看不見的鴻溝，無法穿越的屏障，幾乎就是禁忌本身。它可以祕密*縱一個人的表情，潛入人的無意識，當初戀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就已經讓人陷入深深的絕望。我反覆琢磨這種禁忌背後的神祕力量，忽然得到一個啓示，它不正是俄國*爆發的深刻原因嗎？納博科夫一家人流亡異國也肇因於此，可是除了對波蘭卡的那點記憶之外，納博科夫本人對這一切有多少反省呢？
表面看來，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是“一戰”後的一時風氣，但其中有更深刻的社會原因：一代歐洲的年輕人在*和生活方式上，實行了各種各樣的實驗，這裏既包括反抗傳統、崇尚自由和社會主義，又包括公開裸泳、自由戀愛、實行開放婚姻。像李約瑟和貝爾納的這種開放婚姻，當時在激進的藝術家和左翼知識分子羣體中蔚然成風，他們提出的理由是，人不能被資產階級的家庭倫理和*別財產所束縛。法國思想家薩特和波伏娃的開放婚姻廣爲人知，但從時間上看，他們比起李約瑟和李大斐的實驗前後不出十年。…到了六十年代，*解放的實驗又被歐美的年輕人撿了回來，重演一次，但最終還是失敗了，這裏面的深刻原因值得反省。
一個約定俗成的東西，今天要想把它糾正過來恐怕實行不通。我忽然想到，這個小小的翻譯問題足以讓人體會到語言和文字捆綁人的思維和心理的力量，爲什麼我們不能接受“康橋大學”或“侃橋大學”的說法？一個詞，一組意象，似乎是一張不可摘除的、獨一無二的*，問題是，這張*和它後面的“真實”，亦實亦虛，亦真亦幻，有什麼理由永久地捆綁在一起？
其實，世上發生的很多事情，如果說它們之間有什麼聯繫的話，通常也都是時間和地點上的交叉和巧合，或者還有佛家所講的因緣。遺憾的是，歷史學家經常趁人不備，把他們想象出來的因果關係和歷史邏輯，強行塞進這些複雜的巧合裏面，然後利用敘事的手法說服我們。
如果對當時的文獻做些研究，我們其實不難發現，對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來說，不左不右的道路選擇，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爲你不可能真正中立，除非你甘願當一個異類。因此，後來到了冷戰期間，尼卡表弟被深深捲入文化自由議會（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組織工作，那是水到渠成的事。（中略）什麼的尼卡表弟，他和納博科夫聚在一起的時候，會不會透露他主持的文化自由議會的工作呢？比如，納博科夫是不是知道，尼卡表弟成功策反了著名波蘭詩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爲西方世界塑造了第一名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不同政見者呢？
天氣真不錯。You... Japanese?他帶着法語腔問。No...當然不是。我不願意和陌生人搭話，歐洲人經常弄錯，把*人當成日本人，讓人心裏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