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同樣清楚，一旦越過那條界線，我就不再晚了，我會變成另外一個人，一個不知什麼樣的人。這種可怕的變化使我擔戰心驚，所以我一直在強烈的失落感中拼命尋求愛情。這種愛情，應該讓我能繼續生活在往昔與今日一致的愛情憧憬、愛情理想之中，因爲我不願意把我的生活從中間分割，我要它自始至終貫穿如一。
個人歷史除了它本身的發生之外，也還告示什麼嗎？儘管我抱着懷疑，但我仍然殘留着一絲非理*的迷信，例如堅信落在我身上的一切事件總有它的含義，它表明某個東西；還有生活透過它本身的歷史，在向我們說話，給我們漸次揭示某個祕密，它就像一幅字謎畫讓你去猜，我們所經歷過的各種歷史同時組成一部生活的神話，而這一部神話中就藏着解開奧祕和真理的鑰匙。這是幻覺嗎？可是甚至是真實可信的，但我無法抑制想要持續不斷地解開我自己生活之謎的願望。”
---摘自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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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米蘭·昆德拉(1929～ )
捷克小說家，生於捷克布爾諾市。父親爲鋼琴家、音樂藝術學院的教授。生長於一個小國在他看來實在是一種優勢，因爲身處小國，“要麼做一個可憐的、眼光狹窄的人”，要麼成爲一個廣聞博識的“世界*的人”。童年時代，他便學過作曲，受過良好的音樂薰陶和教育。少年時代，開始廣泛閱讀世界文藝名著。青年時代，寫過詩和劇本，畫過畫，搞過音樂並從事過電影教學。總之，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曾在藝術領域裏四處摸索，試圖找到我的方向。”50年代初，他作爲詩人登上文壇，出版過《人，一
座廣闊的花園》（1953）、《獨白》（1957）以及《最後一個五月》等詩集。但詩歌創作顯然不是他的長遠追求。最後，當他在30歲左右寫出第一個短篇小說後，他確信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從此走上了小說創作之路。
1967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玩笑》在捷克出版，獲得巨大成功，連出三版，印數驚人，每次都在幾天內售罄。作者在捷克當代文壇上的重要地位從此確定。但好景不長。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後，《玩笑》被列爲禁書。昆德拉失去了在電影學院的職務。他的文學創作難以進行。在此情形下，他攜妻子於1975年離開捷克，來到法國。
移居法國後，他很快便成爲法國讀者最喜愛的
經典語錄
受到烏托邦聲音的誘惑，他們拼命的擠進天堂的大門，但當大門在身後砰然關上時，他們發現自己是在地獄裏。
一切都終將被遺忘，同時又無論什麼事情都無法挽回。挽回的作用（或透過報仇雪恨，或寬宥原諒）必須有遺忘爲基礎。任何人都無力挽回已鑄就的過失，但一切過失卻都將被遺忘。
“歸根到底，年輕人如果裝腔作勢，不能算他們的錯；他們還沒有定型，但生活把他們置於一個定型的世界之中，在這個世界裏，人們要求他們像成熟的人一樣行事。於是他們迫不及待地採用那些流行的方式和樣子，這些東西很容易對他們胃口，使他們喜歡──他們在扮演角*。”
我也同樣清楚，一旦越過那條界線，我就不再是我了，我會變成另外一個人，一個不知什麼樣的人。這種可怕的變化使我膽戰心驚，所以我一直在強烈的失落感中拼命尋求愛情。這種愛情，應該讓我能繼續生活在往昔與今日一致的愛情憧憬、愛情理想之中，因爲我不願意把我的生活從中間分割，我要它自始至終貫穿如一。
當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不需要改變我的理想，我的興趣愛好，他是一個平易的人，單純、清澈見底，我喜歡這樣。
一種被搞糟了的價值和一種被揭穿的幻想都一樣可憐，它們很相近，兩者太容易被混爲一談了。
青年時代是可怕的：它是一個舞臺；一些小孩子，足蹬厚底靴、身穿各式各樣的服裝跑來跑去，照搬着許多他們似懂非懂，也是從別人那兒學來的套路，但他們對這些十分熱衷。
張張面孔都是真的：我不是那種僞君子，只有一副真面目，其餘全是假的。我之所以有多幅面孔，是因爲當時我年輕，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也不知道該成爲怎樣的一個人（各副面孔難以相互協調也使我害怕，無論以哪張面孔出現，我都不會得心應手；在*的背後，我優柔寡斷，十分茫然）。
我一向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一直相信這兩個世界是*的。這只是個假相。我已經在其中一個世界裏被大家丟在一邊。現實的世界沒我的份，只剩下了另一個，幻想世界。
受到烏托邦聲音的迷惑，他們拼命擠進天堂的大門，但當大門在身後砰然關上時，他們都發現自己是在地獄裏。這樣的時刻使我感到，歷史總是喜歡開懷大笑的。
愛情總是要給自己編出美麗故事的，愛情一旦產生，就會開始說得像天方夜譚一般。
Optimism is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樂觀主義是人類的精神鴉片。
